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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无疑是一场侵略战争。但令人惊奇甚至有些愤慨的是,西方舆论中,无论是当时的媒体报道,还是后来的史学论述,绝大多数都对中国没有同情,这是怎么回事?今天看到雪珥的《舆论战帮日本人打赢甲午战争?》一文,大概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文章为我们列举了这些事实:
1、日本十分重视宣传战、媒体战,将之提升到国家战略层级。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日本秘密聘请了熟悉西方媒体运作方式的美国记者豪斯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通过有计划的包装,使“中国和日本分别代表野蛮和文明”的认识成为西方媒体的潮流和共识,将战争美化为“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亡之战”。
2、日本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调,日本人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宣传“中国沦陷很久了,满清是夷狄,我们来解放你们,清政权那么腐败,大家一起来推翻他”等,瓦解国人的抵抗。
3、日本驻国外的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也许口语不行,但写作能力大多可以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如当时的驻美公使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为了控制欧洲的舆论,甚至将著名外交家、前外相青木周藏“下放”到英国和德国担任公使。日本外交官经常主动在国际刊物上撰文,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做,鼓吹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渲染中国残暴野蛮等等。而当时清政府驻海外的外交官则绝大多数不懂外语,不熟悉 国际交往的规则,甚至将国内官场的陋习带到国际场合(有些当时国内大家习以为常的行为,到国际上就难免被人认为怪诞、失礼、愚蠢,李鸿章当年访问俄国时的种种做派就曾让俄国人瞠目结舌)。
4、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在青木周藏的力主之下,最终同意多达100多名西方媒体记者随军,并做了许多新闻策划,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如何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这些行为都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了全世界。而清政府不仅不允许西方记者随军,还将两位错走到中方阵线的西方记者砍头,引发了很多风波。
5、清政府将媒体作为政治工具使用,伪造了许多假新闻。如当时国内报刊报道“牙山大胜”,路透社没有核实,直接转发,结果沦为行业丑闻。这些假新闻最终也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伤害,后来“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许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
6、日本人更熟悉国际法和国际规则。“高升号事件”(中国租用悬挂英国国旗的英国船向朝鲜增兵,被日军击沉),日本紧急应对,在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听证会上,日本外交部法制司(清政府中则根本没有这样的机构)灵活运用国际法,结果占尽上风。日本同时全面展开媒体攻势,赂媒体行贿,还搞定了多名英国国际法专家,在媒体上撰文为日本极力辩护。结果,英国法院裁定,击沉“高升号”的日本没有过错,而损失了精锐陆军部队的中国不仅没有盼来英国对日本的报复,反而要赔偿英国所有的损失。这一判决至今还是西方国际法的经典案例。
7、日本人的危机公关能力很强。美国记者报道“旅顺大屠杀”之后,日本政府紧急采取对策,一是坚决否认;二是请美国公使现场调查;三是辩解处决的不是战俘、平民而是罪犯;四是渲染清军残暴,意指即使有屠杀事件发生也是对清军残害日本战俘的报复;五是媒体作秀,演出“样板戏”挽回公众形象:在随军记者的见证下为清军战俘提供医疗服务,并予以释放,将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礼送回去——这些举措都很有效,甚至被英国国际法专家当成日本走入“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
评论: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去掉纠缠其中的爱恨情仇,日本的这些做法是不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呢?
说到底,这是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现代意识的问题,同时,也有一个宣传意识、宣传能力和宣传策略的问题。就像日本人演出的两出“样板戏”,欧美有识之士未必看不出这是虚伪作秀?日本人肯定也明白他们看得出来。但这又如何?日本人就是掐准了,即使欧美明知这些事情是日本故意安排的,但基于他们一贯奉行的价值观体系,他们也不得不表示赞赏,更不用谈这些行为对普通百姓还是很有欺骗性的。
让我们回到中国当前的现实,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宣传中国、推介中国、在国际上营造对中国有利的氛围?不错,我们的宣传当然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但绝不能只从单向出发,只用中国的方式,一厢情愿,滔滔不绝,这样的宣传,往往自以为精彩,实际上却不但不能起到与其他国家相互理解的目的,甚至反而会形成误解。而只有用国际上都能够理解的方式,学会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角度、幽默和逻辑,才能讲好中国的故事,收到理想的效果。
但实际上,我们看现在中国的对外宣传虽有进步,做得仍然还很不够。大量的宣传采用的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讨好的是国内的领导和公众,却很少在国际上真正产生正面的重大影响。有一些宣传方式甚至还让外国民从产生中国人简单粗暴、好大喜功的不良印象。反倒是我们的对手,如日、越、菲之类,貌似在国际上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而我们的愤青们则只会在网上叫嚣开战,似乎凭骂就能把对手骂死、吓死一样。
中国是时候提升宣传战略、改进宣传策略、引进培养宣传人才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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