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革命的道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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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中国革命的道德性
　　——读唐小兵《中国革命的道德困境》有感
　　丁礼庭
　　今天在《爱思想》网上读到唐小兵先生的文章《中国革命的道德困境》【1】，实在是感触颇深，也想就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道德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唐小兵先生在文章的开篇就直奔主题，尖锐地提出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道德问题：“在2013年6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国的再阐释’学术研讨会上，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兼指出‘中国共产革命具有巨大的道德正当性’，而在此前不久的一次该校历史系内部座谈会上，李锐之女李南央引述一位党内人士的话说，中国革命党人既无旧道德，也没有新道德，是一群没有道德的人。道德维度以及围绕它展开的争论成为再阐释20世纪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进路之一”【2】
　　难能可贵的是，唐小兵先生在尖锐地提出问题后，就指明了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部分学者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道德性给出了严峻而残酷的“定位”：“……20世纪中国革命乏善可陈，它只是一种从苏俄引入的职业革命与中国传统会党政治的结盟，再加上一点意识形态的致幻剂和文人政治的狂热所形成的一种复杂的历史进程而已；再者，由于对20世纪中国革命尤其是毛时代革命的叙述和反思的空间的极度匮乏，被政治权力压抑的历史记忆，进一步强化了对革命年代和革命者的不满，革命的世纪在这种情绪的刺激之下，便成为一个血腥和道德败坏的世纪，甚至有历史学者提出，整个20世纪的革命文化只是一种‘表演性的政治文化’。一场以道德革命为基本诉求之一（所谓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等政治流行语）的中国革命，在非主流的历史叙述中成为‘革道德之命’的政治过程，道德非但没有提振，反而萎缩甚至虚无化了，很多学者以此倒推，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没有‘道德性’可言，只有权术、权力和权势等，是一场不择手段的忽悠民众并自我异化的暴力革命。” 【3】
　　我虽然基本同意上述观点，但不得不指出，这个结论还是有点片面性，它仅仅从以极权的毛泽东的“党文化”出发对占统治地位的“党的”道德性的评价。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在无数共产党人个人的道德意识中，仍然保留着那种“救国救民”、“反抗独裁”、“争取民主”、“实现公平平等”的“自我牺牲”知识分子的道德精神！虽然就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来说，从延安整风以后，就“反抗独裁”、“争取民主”、“实现公平平等”来说早已“乏善可陈”，但在无数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为“救国救民”、“反抗独裁”、“争取民主”、“实现公平平等”的信仰和理想而抛头颅、洒鲜血、冲锋陷阵的普通共产党人来说，我们不得不表达道德上的无限敬意！
　　我同样基本同意唐小兵先生对毛泽东的“党文化”的道德性中存在着根本分裂的观点：“中共从起源和早期党员的社会构成来看，毫无疑问是一个知识分子政党，但从其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来看，知识分子又被划归到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阵营，从阶级属性来看，天然就属于代表工农等无产阶级的中共的敌人。”【4】
　　我不得不指出的是，唐小兵先生的这个观点，本身就是从毛泽东的“党文化”的逻辑中推论出来的观点：知识分子“天然就属于代表工农等无产阶级的中共的敌人。”的观点，仅仅是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共产党人的观点， 但在纯粹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我似乎从来没有读到过知识分子“天然就属于工农等无产阶级的敌人”的观点。所以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敌视知识分子仅仅只是毛泽东的“个人特色”，而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此其一。
　　其二，如果说知识分子必须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话，毛泽东的“党文化”实在是犯了一个方向上、原则上的错误：不是“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再教育’”，而是知识分子必须以自己固有的知识和文化来启蒙工农、教育工农、唤醒工农！知识分子不用学习和赞赏工农“腿上有牛粪”【5】，而是必须告诉工农“牛粪中有病菌，会危害健康，必须清除干净”。当然重要的是必须帮助工农创造一个“腿上没有牛粪”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这是因为“腿上有牛粪”和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观念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因为知识分子的智力劳动对财富创造和社会贡献要大得多！
　　同样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追求公平和平等”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也不是“剥夺有产阶级”，使有产阶级“无产化”，而是要把无产阶级“有产化”。把大多数无产阶级转化为有产阶级！也就是所谓“造就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现代化过程和历史使命！
　　全世界人民的实践和历史发展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种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工农的人数不断地减少，而知识分子的人数在不断地壮大——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把大多数工农知识分子化、有产阶级化，而不是把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工农化。
　　恰恰就是毛泽东的“党文化”的道德观中“敌视知识分子”的“方向性”、“原则性”错误，不但造就了20 世纪中国革命的道德悲剧，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胜利走向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的文化和道德根源！
　　毛泽东“党文化”的道德观的另一个错误就是：“中国革命绝非仅仅是一种关于政权转移的革命，而同时也是一场道德意义上的革命，用高华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塑造共产主义新人的空前绝后的人类试验。”【6】，但毛泽东的“党文化”造就的所谓的“道德新人”并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原本意义上的“救国救民”、“反抗独裁”、“争取民主”、“实现公平平等”、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道德新人”，而是列宁主义的、斯大林、毛泽东式的“集战斗精神和忠诚于一体”【7】的“新人”，其实质，仅仅是忠于斯大林和毛泽东个人的、崇尚个人崇拜和极权主义的、疯狂追求个人权力的“极端自私者”！这就是毛泽东“党文化”的“道德神圣背后的世俗性甚至人心的幽暗。最初的道德严格主义，走向了最终的道德恐怖主义，而当扭合聚集一切的政治强力消解之后，原初的道德系统就土崩瓦解了，道德虚无主义诱引下的道德溃败以及金权主义，就以一种历史的反讽形态，以空前的高调占据了当今中国人主流价值观的核心空间。20世纪中国革命，究竟是重建、转化还是摧毁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人的道德主体性？”【8】唐小兵先生不但严峻而残酷地分析阐明了毛泽东“党文化”中道德性的本质，而且尖锐地为包括当代共产党人在内当代的中国人提出了一个必须“自省”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革命者（或者反革命者）的后代来说，究竟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态度和方式进入革命的历史，才是一种真正尊重历史和尊重历史人物的应有之义？ ”【9】当然更重要的还应该“自省”，我们当代的共产党人和中国人，应该以一种怎样的“道德姿态”出现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舞台上？
　　2013年12月14日
　　【1】、【2】、【3】、【4】、【6】、【7】、【8】、【9】：唐小兵：《中国革命的道德困境》
　　http://www.aisixiang.com/data/70435.html
　　【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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